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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代尔夫特瓷的故事仍未结束。次日，我来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参观。在荷兰黄金时代画作的海洋中，我无意间转入代尔夫特瓷器的专门展厅，一片蓝色的海洋顿时映入眼帘，从小巧的瓷瓶、瓷鞋到一人多高的瓷塔应有尽有，其中约半数选用了中国常用的人物与风景图案。在展板的解说词中，“chinoiserie”一词频繁出现。该术语一般翻译为“中国风”，指欧洲人想象出来的中国风格。“想象”这一特质集中体现于一对17世纪末的烛台中，在绘满中国花草的底座上方，中空的瓷柱上竟然排列着一些如同甲骨文却绝非汉字的图案。当时荷兰的工匠或许在仿写汉字时遇到麻烦，于是生造出一些“假汉字”，而欧洲消费者也认为这些图案颇有“中国风”，于是欣然接受。无独有偶，清代外销的青花瓷中也曾出现错写的拉丁字母，在两种书写体系的碰撞中，双方的工匠都在努力学习“他者”的文字。
此外，我还在一幅大型瓷砖画中找到了南京城的昔日地标。1665年，荷兰人约翰·尼霍夫（Joan Nieuhoff）在其《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Het gezantschap der Nee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 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中用铜版画的形式记录了中国南北诸多风光，其中就有南京大报恩寺的瓷塔。该塔建于明永乐年间，毁于太平天国战争，尼霍夫的游记让瓷塔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而荷兰国立博物馆中这幅瓷砖画正是采用了尼霍夫游记中的瓷塔图像。除了瓷砖画外，展厅内绘满中国元素的高大瓷塔同样模仿着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形象。
17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海上马车夫”的船队航行在世界每一片海域，荷兰国立博物馆中大量的世界地图、地球仪与海战绘画无不揭示出这一海上帝国曾经的辉煌。除了中国之外，日本也是荷兰在亚洲的主要贸易对象，17世纪30年代以来，荷兰更是成为唯一保持对日贸易的欧洲国家。在一台玻璃展柜前，我看见一个日本旅游团指指点点，面带微笑，挤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块日本的“小判”（日本江户时期通用金币之一），上面盖有荷兰的印戳。这枚小小的金币，原来是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洋东岸漫长国际贸易的缩影。日本流入欧洲的东西不仅是金币，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Van Gogh Museum）中，参观者们还能看到梵高模仿日本版画的创作《Courtesan（花魁）》。
荷兰各类博物馆中的画作常可作为“全球史”的研究素材使用。去年，我曾阅读了加拿大学者卜正民的著作《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Vermeers 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此书以荷兰著名画家维米尔的画作为切入点，从器物的细节中窥见全球殖民与贸易的情况。在荷兰国立博物馆中，我看到了维米尔的《读信的蓝衣女子》（Woman Reading a Letter），主人公身后的地图上，画着亚洲的海域和陆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轮廓隐约可见。不难想象，写这封信的人（很可能是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正航行于东亚的大海之上，引得这位蓝衣女子牵挂万分。
而在荷兰巴西总督故宅改建的毛特里茨美术馆（the Mauritshuis）中，这种微观历史（microhistory）的要素出现得更为密集。如Govert Flinck创作的《高脚椅边的女孩》（Girl by a High Chair）中，小女孩手边用锡纸包装的糖果，便是用巴西种植园中的甘蔗制成，这幅画若是放入美国学者西敏司（Sidney W. Mintz）的著作《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中也丝毫不显突兀。馆中藏有许多巴西种植园的风景画、热带水果的静物画，甚至还有一幅憨态可掬的巴西龟的画像，每一件物品都包含着一段自己的全球史。这些17世纪的画作也无不提醒着我们，这个美术馆曾是一名殖民者的旧居。值得欣慰的是，荷兰人对这段不光彩的殖民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毛特里茨美术馆隔壁的海牙历史博物馆就详细讲述了印度尼西亚、苏里南等国反抗殖民者的斗争。
参观完著名的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后，为了打发时间，我走进了旁边的伽利略博物馆。没想到，著名的毛罗世界地图（Mappamondo）正在其中。此图由穆拉诺岛的威尼斯修士毛罗（Fra Mauro）于1457-1459年间绘制，地图为圆形，直径1.9米，采用阿拉伯制图学上南下北的传统。该图被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幅世界地图，毛罗尽可能收集了他所知的世界地理信息，而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在其中。我仰着脖子观看这幅巨大的地图，在西侧找到了几个熟悉的词汇：Serica、Cin与Manzi。这几个词语都可指代中国，只不过出现的时间不同。Serica即“赛里斯”，一般认为是“丝”的转音，Cin即“秦尼”，为“秦”的转音。我之前在《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法·戈岱司编，耿昇译）中曾数次看到这两个专名，“Serica”出现的时代较“Cin”更早。除了这两个名字之外，地图中还出现了“Manzi”（蛮子）一词，用以指代中国南方，这一词汇很可能引自《马可·波罗游记》，原先是指元朝统治者对中国南方省份的称呼。不同时代的三个表示中国的词汇同时出现于毛罗地图之上，这种时空错乱的现象在中世纪乃至近代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并不少见，这些词汇分别承载着不同时代输入欧洲的东方地理知识。
在隔壁的英文书店里，历史区中有着名为“microhistory”（微观历史）的分类，战争类书籍中有一整排都着眼于战争中的女性，畅销书架的最高处摆着讲述地球数十亿年间地质气候变迁的自然史新作The Earth Transformed：An Untold History（《地球变迁：不为人知的历史》），西方历史学界的新动向亦可从中窥见。此外，书店中还设有地图相关书籍的专区，醒目的位置上摆着Jerry Brotton的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十二幅地图中的全球史》）。此书初版于2012年，于2016年中译出版（林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我在启程前曾认真拜读此作，因而颇觉亲切，也感受到中国对国际前沿学术成果译介速度的提升。
来到巴黎，漫步塞纳河畔之际，我偶然发现了河堤旁的一排旧书摊位。这些书摊晚上锁在河堤上的绿色大箱子里，营业时便展开变成摊位。书摊的底部挂着各式各样的旧报纸、老海报，里面包括“一战”结束的新闻、戴高乐解放巴黎的头条，甚至还有民国时期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广告。在上面的书籍部分，我找到了法文版的《宣言》、刚刚去世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还有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Hergé）所绘法语漫画《丁丁历险记之蓝莲花》（Les Aventures du Tintin: Le Lotus Bleu）。《丁丁历险记》是西方世界著名的漫画系列，而这一部《蓝莲花》则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上海为背景，打破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许多偏见，也让他们知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
次日，当我推开巴黎市郊安东尼镇（Antony）一家小型书报店的大门时，拿破仑研究领域的一部新作映入眼帘：Sauver lEmpire. 1813: la fin de lEurope napoléonienne（《拯救帝国 1813：拿破仑主宰欧洲的终结》）。本书的作者是巴黎索邦大学拿破仑史研究者Charles-Éloi Vial，出版于今年年初。在传统的拿破仑叙事中，1813年的前三个季度常常为研究者忽视，关注度远不及莱比锡战役发生的10月。此书作者通过发掘各类未发布的档案，展现出布拉格和会期间，拿破仑为拯救其摇摇欲坠的帝国而做出的内政、军事、外交方面的努力，试图呈现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这让我想起在国际航班上阅读的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的名作《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利芬同样认为，在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影响下，俄罗斯学者在研究拿破仑战争时往往仅着眼于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失败，而忽视此后两年间俄国为彻底打败拿破仑而在内政、后勤、外交等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自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到其最终退位的两年间，历史并非一条注定的下行线，而曾有着相当的不确定性与逆转的可能。Charles-Éloi Vial学习了他的前辈利芬，只不过后者主要利用俄国方面的资料立论，而前者则翻阅了大量法国方面的稀见档案。
用低廉的价格淘取好书的欲望人皆有之，来到罗马市中心，我再次与旧书摊不期而遇。这里有玛丽·德·美第奇（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成员，法国亨利四世王后，法国摄政）的传记，意大利议会斗争的历史，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而最吸引我眼球的，无疑是一堆拉丁字母中突然蹦出的两个汉字：“无名”。经过查证发现，“无名”是博洛尼亚的一个作家群体，选择以匿名的方式创作自己的作品，他们提出并实践着New Italian Epic（新意大利史诗）的文学观念。《道德经》中有“无名天地之始”的句子，不知道这些略通中文的意大利人是否想到了这个典故。在罗马和佛罗伦萨访书之时，我还发现，这两地都有专门售卖法语书籍的书店。在罗马的法语书店中，罗马帝国的辉煌与历代教皇的传记占据了历史书柜的大量空间，而在巴黎遇到的那本《拯救帝国》同样出现在佛罗伦萨法语书店的畅销栏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