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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父亲一早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伯希和1907年左右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祖先的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能体现先进水平。后来他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巴黎艺术活动中心）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那时，父亲已在法国取得桂冠，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完全可以确保全家人在法国过上舒适而优渥的生活。自从目睹东方石窟里的艺术瑰宝，他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回中国，去敦煌。1936年，在父亲准备离开巴黎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来电，邀其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艺专继续教书。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偷运出国。国民舆论沸沸扬扬，由此，敦煌石窟历次遭受劫掠和破坏的话题也被关注。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