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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的质态转型，各类行为主体都要有应对方案，采取积极行动。其中，制造业是数字化转型的突击队和主力军，也是科技因素最复杂、技术关系最广泛、实践能力最强大、涉及人口最多的产业，其数字化转型不仅具有前沿性、探索性、创新性，而且涉及成本、效率、规模以及产业链供应链、资金投入、市场开拓等各方面的复杂经济关系。制造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最为多样化，因此，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具有重大的战略性，也具有复杂的技术性。制造业企业不仅自身必须要有数字化的创新实践，而且政府、科技、行业等各相关部门也需要关注和参与，以形成实践合力和行动条件，创造数字经济的综合效益。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是单个企业的孤立行动，而是需在一定经济生态中实现的协同性行动方案。
在数字经济所具有的数据、算法、算力优势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和国际化能力将极大提升。极高的流动性是数字经济强于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最显著特质之一，因此，数字化转型不仅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极大释放，而且意味着经济运行基本规则的新建构。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特别是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必须在国际规则新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有的大国对经济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任意干预、肆无忌惮，例如毫无节制地实行税收保护主义政策，设置技术的“小院高墙”等，实质上是对数字化转型历史大趋势的逆行之举。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要为我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技术条件和体制基础，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强助力。
